2010年11月13日星期六

撫養孩子50萬打底精細化養育 成"孩奴"背后推手

撫養孩子50萬打底精細化養育 成"孩奴"背后推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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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父母把你們養育成人,要花多少錢?”這是吉林大學附屬中學給初三學生布置的一道親情作業題。300多份答卷交上來,孩子們自己嚇了一跳:最少的也在50萬元以上,最高的達到130余萬元。算完這筆賬,有的學生當堂痛哭流涕。







孩子們的計算結果并非不靠譜兒。早在2005年,著名社會學家徐安琪,便在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刊物《青年研究》上發表調研報告稱,把一個孩子撫養到大學畢業,父母的直接經濟支出高達48萬元,當然,這還是5年前的數據。

雖然家庭經濟狀況不同,養兒花銷各不相同,但總體而言,隨著社會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,育兒成本高漲,已是不爭的事實。繼“房奴”、“卡奴”之后,“孩奴”一詞在中國的流行,把不少含辛茹苦的父母又狠狠“黑色幽默”了一把。

養大一個孩子50萬元打底,100萬元不稀奇

“吃進去的奶粉,進口的100多塊錢;拉出來的,要用尿不濕,名牌的又100多塊錢,進出都要錢,整個兒一雙向收費!”對電視劇《蝸居》中的這句臺詞,“80后”的付先生刻骨銘心。

付先生在長春市一家事業單位工作,月收入不到3000元,自去年7月幸福地當上爸爸后,前所未有的經濟壓力撲面而來:“到目前為止,每個月光小孩的花費就得6000多元:買進口奶粉,一個月得2000多元;請保姆,每個月3000元,再加上玩具、衣服、尿不濕……要不是長輩支持,靠我們小兩口還真養不起一個孩子!”

付先生的爸爸是一家鋼鐵公司的股東,孩子的日常開支,當爺爺的負擔了一多半。兒子5個月大時,付先生給他報了一個早教班,一年半要兩萬元,加上這筆開支,迄今他們已花在孩子身上7.5萬元。想想今后漫漫長路,付先生壓力重重。

大學輔導員任老師,兒子兩歲半,夫妻倆正為選幼兒園的事發愁:“想送孩子上個好點的幼兒園,比我們上大學時都貴!像省政府機關幼兒園、師大實驗幼兒園,每個月要1000元,進雙語班,學費還要加倍,照此計算,4年下來,光是交給幼兒園的費用就得9.6萬元!”

吉大附中的王同學,父母都是工人,他每月的支出情況,與家境類似的同學基本一致:“英語家教300元,奧數班200元,加上餐飲費、交通費和平時購物,一個月怎么得將近1600元。”按這個數目推算,初、高中念完,6年要花11萬元。他的同學小楊,列完賬單當場哭了:“因為媽媽下崗,家里月收入只有1500元,幾個月來,家里收支都是負數。”

“雄關漫道真如鐵,高中過后是大學”,刁女士家境還算不錯,自己經商,丈夫在機關工作,可女兒上大學后,家中經濟也明顯感覺緊張:“她在中國傳媒大學讀播音主持專業,每年學費1萬多元,房租1萬多元,生活費每月3000元左右,再加上平時演出的服裝制作,每年花費近6萬元。而我和他爸,平時兩人每月也就花2000多元。”

“在城市,把孩子養到22歲大學畢業,即便是節省的情況下,也需要50萬元左右。”采訪中,所有為人父母者都幾乎肯定地給出了這個數。在一家會計師事務所任職的郭先生,向記者展示了他兒子的成長預算:“從出生到滿兩歲,已花銷4.6萬元;今后吃喝穿用住行,每月1200元,20年計29萬元;幼兒園每月1000元,4年4.8萬元;小學到高中,12年正常教育支出6萬元;大學4萬元,合計48.4萬元;加之可能涉及的擇校費、醫藥費等5萬元,總額53.4萬元。”

“如果兒子將來讀碩士,加4萬元;如果出國留學,加20萬元;如果算上買房結婚之類費用,再加20萬元(付首期房貸)。把這些都包括在內的話,到兒子基本獨立那一天,我們花在他身上的錢總計可能達到94萬元。”郭先生苦笑:“如果我掙的錢不夠他花的,那么兒子受罪;如果我掙的錢只夠他花的,老來就是我和他媽受罪了。”

育兒觀念變化是養育成本高漲的重要推手

“家庭收入的50%都用在孩子身上,不敢輕易跳槽,不敢生病,不敢有任何高消費,孩子就是唯一。”對于高昂的育兒成本,不少父母叫苦連天,有人形容:“生了孩子就給套牢,股票可以解套,這只股永遠也解不了”,還有人戲謔“房奴+孩奴=一生為奴……”

實際上,隨著生活水平提高、生育率降低,“育兒成本高漲”在世界范圍內是普遍現象。不過,在部分發達國家,政府的生育補貼和高福利政策,一定程度上削減了家庭的育兒壓力。據了解,在美國,一個中等家庭每年用于撫育孩子的錢,大約占家庭稅前年收入的20%左右,而在中國普通工薪家庭,這個比例可能達到35%,甚至50%以上。與此同時,近些年來,中國商品房房價一路飆升,普通家庭經濟支出驟增,生兒育女便愈覺重負。網易2009年年底的一項調查表明,超過八成的中國年輕家長,感到撫養孩子的經濟壓力太大。

刨除物價上漲因素,中國家庭育兒成本的直線上升,還與特殊國情下中國父母的育兒觀念有關。分析受訪家長的育兒支出結構,可以看到,在50萬元這個區間,孩子的生活費約占3/5,教育費約占2/5;超過50萬元這一區間的,所增成本大部分是投入到了教育上,此外,還有為孩子結婚買房的支出。

“如今家里就一個孩子,三代一個寶,總想盡力把最好的給他(她)”,采訪中,記者發現,從奶粉、尿不濕到衣服、玩具,家長大都要選擇“檔次還說得過去的”,而這又直接刺激了相關嬰幼兒消費品價格的上揚。有關資料顯示,多數城市家庭孩子,在出生頭3年,年均花銷達到1.5萬元。

而在教育消費上,家長更是舍得投入。在一些社會早教機構,記者看到,盡管一年的學費動輒上萬元,課堂上仍人滿為患。抱定了“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”的想法,再“天價”的幼兒園也有家長給孩子報名。而等孩子到了入學年齡,父母們又開始不惜重金為孩子跨學區擇校、報各種輔導班。

“沒辦法!社會競爭越來越激烈,將來不是重點大學畢業,找個像樣工作都困難。與其日后讓孩子啃老,不如趁現在年輕能打拼,咬咬牙,給孩子創造最好的成長條件。”孫先生的話,代表了一批家長的心聲。

孫先生的兒子,6月即將小學畢業,因學區內沒有重點中學,孫先生正發動各種關系想辦法,“實在不行,就只好貸款在重點中學所屬學區內買房”,當然,買房的花銷比擇校費還要高出幾十倍,為此,孫先生愁得滿嘴起泡。

“不讓擇校了,輔導班恐怕就更火了”,在機關工作的胡女士說,“畢竟優質教育資源分布還不均衡,對于那些上不了重點校的孩子而言,校內師資不行,只能校外找補。”胡女士的女兒小學四年級,參加了5個課外班:英語、奧數、演講、舞蹈、鋼琴。每天下午3點,胡女士就要請假接孩子,馬不停蹄地穿梭于各個輔導班之間。“如果現在不學習十八般武藝,將來就會被有十八般武藝的人擠垮!”胡女士常常這樣語重心長地教導孩子。

“現今想找到一個沒有參加過輔導班的孩子,比尋找恐龍還難。”李先生和妻子都在醫院工作,經常值夜班,時間很緊張,目前只能接送孩子上一個周末的英語班,但看到別的孩子都在學特長,他們心里也很著急:“不報班,孩子不一定落后,但一定不會成為最優秀的。做家長誰不想自己的孩子出類拔萃?而培養一個優秀的孩子,就需要在各方面進行學習和補充。”

“生育數量變化,帶動了育兒觀念的變化。貧困時代,一個家庭有好幾個孩子,家長是粗放式養育。而現今多為獨生子女,父母視其為掌上明珠,對孩子的期望值也很高,都是精細化養育,吃要好的,用要好的,上學更要好的。在育兒成本高漲的背后,育兒觀念是一只重要推手。”吉林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、博導車文博說。

對孩子過度付出容易造就出溫室花朵

社會節奏加快,人際競爭加劇,育兒成本高昂,這種情況下,“生,還是不生”成了一個問題。過去有句老話叫“只愁生,不愁長”,如今是“既愁生,又愁長”。

“要孩子,不僅直接經濟支出數額龐大,隱性的精力與體力付出,更是難以估量。100萬元養大個孩子,到老那天,誰借誰的光,尚不一定,不如買房,省心省力,保值增值,退休后還能靠房租補貼養老金。”在一家韓資企業做翻譯的小樊,已經和丈夫定下協議:“不要孩子買房子,自由自在當丁克”。

今年35歲的于先生,因自感“經濟條件差強”,也和妻子選擇了“主動不育”:“雖說‘窮有窮養,富有富養’,可花50萬元、100萬元培養起來的孩子,和花10萬元、20萬元培養起來的孩子,能一樣嗎?”

上世紀80年代,“丁克”在中國還是一個頗有爭議的“稀有品種”,而現在,國內丁克族總數已突破60萬。雖然“丁克”的理由五花八門,但“養孩子各方面投入太大”無疑是一個主因。

“中國處在轉型期,一些企業急功近利,加之政府監管不到位,導致出現毒奶粉、童裝甲醛超標等事件,使得百姓對國內產品缺乏信任,紛紛購買洋品牌,從而增加了育兒成本。同時,因優質公共教育供給不足,社會機會不均,教育產業化一度帶來高收費,令教育支出成為壓在百姓頭上的一座大山。”華中師大社會心理學專業的王教授表示,政府要一方面著力規范相關嬰幼兒消費品產業,一方面加速推進公辦教育的均衡發展。

專家表示,在政府積極采取各項措施的同時,家長也要科學調整育兒觀,擺脫普遍存在的認識誤區。

“望子成龍、望女成鳳,是中國家庭的傳統。”吉林教育學院副教授張連和說,“但孩子成長是有其自身規律的,不考慮孩子的接受能力與個性喜好,拔苗助長式的培養,反而可能導致‘練不成好鋼,倒成廢鐵’的現象。不因材施教,不顧及孩子的興趣,只能是大投入小產出。”

“中國父母的很多負擔,其實是自己強加給自己的。”華中師大的王教授表示,在西方,父母注重對孩子人格的培養和尊重,鼓勵孩子自由發展;而中國父母將孩子日后能否出人頭地,作為自己人生的重要目標,并將對孩子的巨大投入,看成是愛的主要表達方式,窮一生之力為孩子保駕護航,甚至把孩子的婚姻、住房、孩子的孩子都包攬在身上。他說:“中國的父母要想不淪為‘孩奴’,就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教育理念。對孩子加倍愛護、過度付出,既加重了自身負擔,又容易造就出溫室里的花朵、被寵壞了的一代。”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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